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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李向东      

         我不相信信仰。然而当今是讲信仰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各种互相对抗的信条，为了自卫，我们不得不确立自己的信仰。在这被宗教歧视和民族歧视撕裂的世界：愚昧奴役着一切，而科学，它本应主管世界，却堕落成拉皮条的帮闲。在这世界里单单宽容、温厚待人、有同情心是不够的，宽容、温厚、同情心自有其真价，如果人类不至自取灭亡，总该让它们早日登场，但眼下光有它们是不够的。它们像花儿一样柔弱无力，被军靴恣意践踏。它们必须硬化。尽管这样一来它们不免变得粗糙生硬，在我看来，信仰就是一种硬化程序，它使心灵角质化，最好不要滥用。我不喜欢信仰这玩意儿。就信仰自身而言，我一点也不信仰它。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多数人不合流。他们坚信信仰，恨不能摆出一副比他们真实所信更为虔信的姿态。我的立法者是爱拉斯谟和蒙田，不是摩西和圣保罗。我的神庙不在摩利亚山；而是在埃利西亚原野，那里甚至不道德的人也允许居住。我的座右铭是：“主啊，我无信仰——拯救我这无信仰者吧！”
　　
　　 然而，我无可选择地降生于一个信仰的时代——从童年时起我就听惯了颂祷之声。它令人很不舒服，可以说是令人恐怖。而我被迫要在这时代里保持一种立场，我能以什么作为我的立足点呢？
　　
　　 回答是以私人关系。在充满暴力和残忍的当今世界，相对而言这可说是坚实之物。当然它不是绝对坚实的。心理学家已经打碎了“人”的完美理念，他们证明在我们每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某些无法预知之物，随时可能爆炸毁掉我们日常的均衡。我们既不能真切地了解自己，也无法深知他人。如此一来，我们又怎能把信念寄托于私人关系，在轮番袭来的政治暴风雨中紧攫住它不放呢？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不能，但实践中我们能够，而且也是这么做的。尽管A不是坚实可靠的A，B也不是坚实可靠的B，两者之间仍可能存在着爱和忠诚。为了生存，人必须显示出他的人格是可靠的，他这“自我”是实在的，无视一切反论。信仰的特征之一就是无视反论。既然如此，我当然有权宣称我信仰私人关系。
　　
　　 由此出发，我给当代的混乱引进一点秩序。你必须做到爱他人，信任他人，除非你存心要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但同样，别人不叛卖这种爱和信任也很重要。他们经常叛卖。由此得出的教训是，我自己必须力求为人所信。这是我努力要做到的。问题是令人信任与否不在于契约——这是人与人的世界与商业世界的主要区别。信任在于人心，那是无法签字画押的。换言之，必须有自然流露的温情，否则信任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保持着这种温情，尽管他们常常不走运，遭人白眼。大多数人，甚至当他们混迹于官场之时，也是守信义，无论如何，一个人在这里总能燃起他的一烛之光、他的颤颤摇摇的一小苗火焰，他知道，这不是黑暗里唯一的光，不是黑暗无法吞并的唯一的光。
　　
　　 今日的世界蔑视私人关系，私人关系被说成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品，是旧日好时光的产物，那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被奉劝抛弃温情，献身于这个或那个大义名分的运动。我讨厌大义名分。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或背叛朋友里二者选一，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祖国。如此选择大概会激怒现代读者伸出他的爱国之手抓起电话报告警察局。但它不会使但丁感到意外，但丁把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放在地狱的最底层里，因为他们为罗马而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恺撒。人们通常不至被逼到做这类选择。但它证明，任何信仰都隐含着痛苦和麻烦，不定哪一天它的信仰者要为此作出牺牲。信仰私人关系，看起来那样与世无争和稳当，但也同样包含着严酷和恐怖。对个人的爱与忠诚可能会走到国家利益的对立面，碰到这种场合——我会喊：打倒国家！但实际只意味着国家把我踩扁。
　　
　　 这使我趋向民主政体。“就连爱人，最可爱的共和国，也靠自由的滋养而生存。”民主政体并非最可爱的共和国，它远远高攀不上。但与当代的任何其它政体相比起来不那么面目可憎，凭这它值得我们拥护。它承认个人是重要的，文明的创造需要各色各样的人，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它不把市民划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其它效率至上的政权体制则往往如此。我喜欢那些感受敏锐，总想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人，不以权力观点去演绎人生的人，这样的人生活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都不如在民主制度下能享有较好的机会。他们或创立大大小小的宗教，或搞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埋头纯科学的研究，或者他们只是所谓芸芸众生，只在个人生活里表现其创造性，比方说，带好孩子、帮助左邻右舍、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有话要说，社会必须给予他们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往往被忽略带过。而能给他们以最大表现自由的正是民主社会。
　　
　　 民主还有另一长处，它允许批评。假如没有公开批评，一切政治丑闻势必瞒天过海不了了之。正因为如此，我信仰议会。议会常常被讥讽是高谈阔论之地。我信仰它恰恰因为它是高谈阔论之地。我信仰捅马蜂窝的众议员，他往往被嗤之以鼻，被诋毁是神经病或错听偏信，但重要的是他指摘了以前无人在意的权弊，而权弊总是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才可望会被纠正。偶尔，某些好心眼的政府官员会由于效率至上而头脑发热，以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这号官员在内务部最容易碰上。幸而如此这般一来，问题迟早定会捅到议会里去，于是官员们不得不赶快检点自己的言行。议会到底能否既是代议机构同时又是效率的行政机构呢？姑且不论，我赞美它，因为它既批评又是议论，并且它的议论得到广泛地报道。
　　
　　 因此，让我们对民主两呼万岁：一是因为他允许多样性，二是因为他容忍批评。两呼万岁就够了，没有更多的理由三呼万岁。只有“爱人呀最可爱的共和国”才配三呼万岁。
　　
　　 然而，暴力又该怎么说？当我们力图使自己敏感、上进、温情、宽容，一个不愉快的问题便咕嘟地冒出来：难道所有社会不都是建立于暴力之上的么？不指靠军队警察，哪个政府不倒台？而一旦某人的天灵盖上挨了一记闷棍或强行关进监狱集中营，他的个人意见还顶什么用？ 我并不像人们那样对此难题忧心忡忡。我知道所有社会都以暴力为基础，然而一切伟大的创造活动和高贵的人间关系，在暴力暂离职守的间隙里立刻就会活跃起来。这些间隙才是重要的。我寄希望于他们来得频繁，来得长久。这些间隙，我称之为文明。
　　
　　 有些人把暴力理想化，硬拉上台来加以崇拜，而不是想法让他们在幕后待久一点。我想他们是大错了。但相反有的人，一些神秘主义者，宣称暴力根本不存在，这错得更为严重。暴力是存在的，我们的任务之一正是防止它破匣而出。他迟早总要破匣而出，毁掉我们和我们创造出的美好的一切。但幸运的是强蛮有力者往往头脑蠢笨，他们不会常在台上。想想《尼伯龙阁的指环》传奇里他们的举动吧，巨人们有枪有炮，也就是那宝藏，但他们拿它一无所用，他们不懂得自己是万能的。于是大灾得以延缓。瓦尔哈勒城堡，虽也摇晃不安，却傲迎着暴风雨。魔龙法夫尼尔用尾巴盘绕着宝藏，低沉地咆哮。他的吼声今天仍在欧洲大陆地底回响。树叶为之颤栗，鸟儿徒劳地传递警告，法夫尼尔要毁灭我们。但天幸之使它又蠢又迟钝，创造仅仅避开他嘘息的毒沫而照常进行。尼采的信徒呼唤那怪物登场，神秘主义的信徒硬说它不存在。唯独奥丹大神比谁都聪明，赶在灾难现身之前快手快脚地先造出了武士。屋尔绮妮斯姐妹不仅仅是勇敢的象征，也是智慧的象征。她们表明，人类精神如何能不失时机地攫住好机遇发展自己。她们中甚至有人找到机会去谈情说爱。布琳娜希尔德的最后一曲便唱的是爱情的复活。由于艺术有权夸张，因此她大胆宣称爱情是永远无敌的，她靠自由的滋养而生存。
　　
　　这就是我对暴力的看法，非常遗憾，暴力强权的确是地球上最基本的现实，但它不一定常在台前。有些人把他缺席的间隙称为颓废，而我称之为文明。我认定这些间隙的存在是人类实践值得一试的充足理由。我将始终热望别径他途直到受到命运的痛击。我不知道这在我来说这是英勇还是怯懦。我只知道，倘若前人谨顺地正视命运的话，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留不到今天。
　　
　　我最尊敬的是那种人，他们坦然生活得就像他们有金刚不坏之身，就像这世界会万劫永存。这两种假设没有一种是真实的，但如果我们要吃饭、工作、谈恋爱，要给人类精神留几个透气的窟窿，假设就得像真实一样的全盘接受。不见得会有千年王国降临，不见得能设定出更顶用更靠得住的国际联盟，不见得有哪种流派的基督教教义或其代用品能带来世界和平或使人们变得更高尚纯洁，不见得会有洗心革面的顿悟。但我们仍不必绝望，我们不可能绝望。历史告诉我们，前人一直在剑的阴影下从事创造，他们勇于为创造而创造，不拘是艺术领域，科学领域乃至家庭领域，我们最好能在飞机的阴影下效法前人之榜样。别的一些人，他们比我更富于勇气和预见力，料定人类前途必将得救，说不定会把我的文明观视之为无稽之谈，一种一打就跑的儿戏。
　　
　　确实，说人类不会有长进，人类才不过掌握了权力几千年，就断言说他永远绝不会好好使用，未免太过轻狂。我的意思是，如果人类总是这样互相残杀，世界就没指望会变得好一点。况且世界人口到今天已极大增长，意味着互相残杀将愈演愈烈，世界只怕变得更坏。人的可贵之处——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创造不懈、真情与忠诚。尽管暴力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整个乱糟糟的世界公司的大董事，我深信，创造仍无时不存在，而且会趁暴力打瞌睡的时候经常的把历史主导权夺过来。因此虽然我不算乐观主义者，我还是不赞同索福克勒斯的说法：“人最好是根本不曾降生人世。”尽管像贺拉斯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证据表明一个时代的人会比前一时代人来的优越，我宁可对此问题不置一词，留余地给别的更振奋人心的主张。当此艰难时世，忧郁、内心不安、目光短浅，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
　　
　　为了寻求庇护，人们可能求救于英雄崇拜。但据我看来这凶多吉少。英雄崇拜是愚蠢而危险的。民主政治的附带优点之一恰在于它不鼓励英雄崇拜，不生产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相反，它培育种类多样的小人物——比起伟人来，这是更高级的创造。可惜，某些不能欣赏人生的多样性的人，不能运用自己的头脑的人，他们会感到不够味，他们盼望天降英雄好顶礼膜拜于前、盲目追随于后。英雄成了今日独裁主义不可欠缺的商业道具这一事实意味深长。干巴巴的效能主议政治少了几个英雄来妆点一下就玩不转——正像馊布丁一定要配上颗酸梅来调味一样。大英雄站上头小英雄衬两边，这是颇讨人喜欢的图式。这三位一体能安慰懦夫庸人，使他们一边低头朝拜一边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而我会信仰伟人。他们在自己周围造出清一色的沙漠旷野，有时甚至是血泊。我总是以一个小人物的愉快心情看着伟人的倒台。报纸上时常可读到这样的新闻，“政变显然已经失败，汤玛将军下落不明”。汤玛将军可能具备作伟人的一切优点；铁血意志、魅人个性、英姿飒爽、明察秋毫、不近女色——然而命运偏与他作对，于是他没有携其同伙昂首阔步迈进历史，反倒下落不明了。任何艺术家或恋人都不致于像他那样一败涂地。因为在他们的场合，创造过程自身就是一种收获。而在伟人的场合，唯一可能的收获只有输赢。
　　
　　如果没有别的合适的词可选，而作为民主主义者也允许使用像贵族主义这种词的话，我信仰贵族主义。当然这不是所谓阶级地位的或有势力意义上的权势贵族，而是由那些生来敏感的，体贴他人的，有勇气的人们构成的精神贵族。他的成员泛属各民族、各阶级、各时代。他们彼此相逢自有一种隐隐的相互理解。他们代表着真正的人类传统，代表人这一奇异的生物种类克服残暴与混沌所取得的永久胜利。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死于默默无闻，只有少数人留名于世。这些人对他人的事像自己的事一样敏于感应，他们体贴他人但不是无事烦扰，他们有勇气但不表现在好勇斗狠而在坚韧不拔。而且他们开得起玩笑。我不举例子——那样做是危险的——但读者不妨自己去想，你是否乐意与这样的人相识为友，而且自己也做这样的人？我还希望也许你会乐于看到我们不是清教徒。我本人反对禁欲主义。我赞成老苏格兰人的话，多来点精巧花样少点贞节。如果我的那些贵族们要苛待自己的肉体，就有点够不上真正的贵族了，因为肉体是我们赖以体验和欣赏世界的仪器。但我不固执于此。这不是重点所在。一个人可以身为清教徒而照样敏感、体贴和勇敢，只要他有这三种素质，我就任为他是自己人。他们前进时是一支不可征服的军队，但却并非征服者的军队。贵族、选民、出类拔萃之辈、最优秀分子——所有用以描述他们的词语都不尽得当，所有想把他们统辖起来的企图都流于破产。权力者其实也承认他们的价值、一再想把他们网罗做古埃及的祭司、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国的文官，道德复兴运动或别的什么五花八门的名堂，但他们一次又一次从网里溜掉。当你上门插闩，他们已不在室内。他们的神殿，像其中一名诗人宣称的，坐落于“心心相爱的圣地”，他们的王国，是整个辽阔开放的世界。而他们并不企图独占世界。
　　
　　大地上有这样的人漫游往来，我们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和他们常常相逢，凭此，人类的人生之实验永远不会被宣告失败而不弃之一隅。但它可能被称之为悲剧。之所以悲剧是因为找不出方法把这种个人的优秀品质用于公众事务。一旦人们掌握权力，他们便变得偏执而难于理喻、甚至精神变态。大权在手使人昂昂然进入另一境界，在他那里普通的正直一文不值。打个比方，在国会大厦外面摆报纸摊的小贩可以放心的把帽子搁在报纸旁边，自己走开去喝一杯，拿报纸的人自然会把硬币丢进帽子。但国会议事大厅里的人可没法这样互相信任，更不用说他们选出来的政府之间了。此处没有帽子摆在人行道上，有的是疑心猜忌、背信弃义和加紧军备。公众事务组织的层次越高，其道德水平越堕落。今日各国彼此相待比它们过去所做的更差劲，蒙骗、掠夺、欺凌、讹诈、不宣而战、放肆的杀戳妇女儿童，这些事连野蛮部落都视为禁忌。一派耻辱的光景——然而黑暗越是深沉，那小小火焰越是辉煌明亮，他们传递信号，互相鼓舞：“喂喂、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我不太喜欢眼下这世道，你还好吗？”瞧呵，我的贵族们的不灭的火光！瞧呵，这不可征服的军队的信号！“前进——无论如何，让我们趁还能欢乐时尽情欢乐。”我猜想他们的信号里也包括这么一层意思。
　　
　　未来的救世祖如果现身降临，想必也不会布道新的福音的。他会仅仅利用我所推崇的贵族，发挥现存的善意与温厚的效用。换句话说，他将引进新技术。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有一种新的分配技术，就不必忧患贫困，也不会再出现甲地的人濒于饿死、乙地却因谷物过剩而缩减耕地面积这一类事。道德领域和政治也需要同样的变化。这愿望不是新鲜东西，早在６百年前，亚克芬•达•托迪就用神学的语言表达过了，“爱我甚者，纳此爱于秩序”，他的呼吁没有人信纳，说来我也怀疑它究竟能否为人信纳。但是，与洗心革面相比，它比较像是一条可行之路。不是指望人类变得更纯洁高尚，而是整顿和分配我们生而具有的优点，人类就有可能把暴力锁进匣子，赢取时间去探索世界，并在宇宙万物之上出色地留下人的铭记。但目前，它只能趁暴力疏忽走神的间隙去从事探险，他的神圣创造只被看成是三文不值两文的副产品，一旦军鼓擂响，轰炸机怒鸣，这些成果便被无情抹掉。
　　
　　正统主义者会主张说，这样的变革唯有待基督教来达成，而且还得看上帝的眼色高兴不高兴。人们过去一直想靠自己把其优秀天赋综合光大而屡遭失败，以后也难逃重蹈覆辙，这种企图自身便可说是轻率狂妄，云云。
　　如此一本正经的主张实在令我难以苟同。老实说我不相信基督教能对付得了当代的大混乱。我甚至觉得基督教在今日社会保存着如许势力，与其归功于其精神魅力，不如归功于其金钱背景。它曾经是一种精神力量，然而内在精神往往也需要修正其咒语，才能再度平息怒涛，而这种修正说不定是非基督教系统。当然许多人，不仅仅是心地善良的同时也有能力有见识的人，会反对我的看法。他们会激烈否认基督教已经失败，或争辩说它之所以失败全怪人类太邪恶，因而实际上正好反过来证明基督教归根结蒂是胜利了，云云。这些人有信仰，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信仰。我的信仰指示的小不点儿。只因为当今时局艰难而渺茫，我才冒昧谈起信仰，也因为趁现在言论相对自由，人们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这自由没准不长久。
　　
　　以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兼自由主义者的感慨。他感到脚下的自由主义根基正土崩瓦解，一开始颇为羞惭。然而，看看四周，他断定没什么值得羞耻。因为周围的人，不管心境如何，都同样程度地惴惴不安着。至于个人主义，就算我们想割舍也是割舍不掉的。独裁英雄能把国民践踏成同一面目，但他没法将他们熔铸成单一的人，这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它能命令他们混杂成群，刺激他们集体发狂，但他们命中注定还是要一个人孤独地诞生，一个人孤独地死去。这无法回避的界限使他们总是倾向于逃离极权主义的藩篱。生之记忆和死之幻想一直潜藏在人心身处，使他远离同伙，而又不断地给他们以相互沟通的可能性。赤裸裸我来到人间，赤裸裸我仍将归去，最有益的是，它提醒我，衬衫底下的我始终是赤裸，不管那衬衫什么颜色